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

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

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

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

by: 曾奇峰

为

学习活着

《爱情刽子手》写的序

一家美国心理学杂志最近对其读者做了一项调查，询问“最近25年对你的实践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是谁”。杂志收到了2598份回复。统计学处理后的结果是，卡尔罗杰斯排名第一，贝克第二，米纽庆第三，本书的作者亚龙排名第四，而曾经无比辉煌、似乎是心理治疗领域永远的王者的弗洛伊德，竟然落到了前十名之外。

这样的排名，当然不能完全地反映一个学者的影响，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从弗洛伊德“落榜”我们可以想见，现代心理治疗离上个世纪初他开创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已经有多远了。再过25年，再做这样的调查，不知道谁会进前十名，又有谁会名落孙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个排名在变化，那就表示心理治疗技术在进步，就表示人类对自己内心世界的理解在朝更深更广的领域扩展。

如果把调查提问改成“对公众影响力最大的心理治疗师是谁”，或者改成“谁为非专业人员了解心理治疗作出了最大贡献”，那估计排名第一的就是亚龙了。他写的专业书籍一版再版，而给他带来专业圈以外巨大声誉的，则是他的几本心理小说。

这本《爱情刽子手》，很难说是心理小说。书中记录了十个心理治疗案例，我相信这些案例有心灵的真实性，但却不一定每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不过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书，亚龙呈现了对不同的人来说，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以及人本来可以怎样活着，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能那样活着。

拥有生命的代价，就是要忍受生命的局限性。仔细想来，对每个个体来说，生命就是在一个小小三角形平台上的自由之舞，名为自由之舞，其实却并不自由。构成这个三角舞台的三个点是：出生、死亡和父母。出生是之前无边无际的黑暗的终点，也是生命的起点，在任何意义上，也是死亡的起点。连接出生和死亡的那条线，构成了三角舞台不可撼动的那条边，对于寿者（《金刚经》语，意为拥有有限生命者）来说，这条边长一点或短一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它只会是线段，而不会是射线。

三角形舞台的另一点，即父母，决定了变数最大的另外两条边的长短，也决定了舞台的实际大小。人生的千差万别也基本由此而来。父母对一个人的生物学存在的决定，已经不用说了。父母对精神上或者人格上的决定是心理学或者至少是精神分析学关注的焦点。童年决定人格，而人格就是命运，几乎变成了全人类的共识。从父母往上追溯，几代、甚至十几代，每一代人的性格与生活都不会就那样消失了，都会以某种方式储存在某些地方，影响到当下的个体，影响到他或者她的现实生活。

如果不是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低等动物的童年基本没有什么变数。它们的父母在本能的驱动下养育孩子，孩子也根据老天设计好的程序，成长、繁育然后死去。但是，人类的童年变数就太大了，即使没有大的自然灾难，也可能会有人类自己制造的社会灾难残害每一个个体；即使没有大的社会灾难，但在每一个小型社会，即家庭里，也可能出现让孩子生病甚至毁灭的关系上的灾难。从这一点上来说，人不如低等动物。

童年的经历，会折射到成年的生活之中。所以童年的灾难可能导致整个人生的灾难。如果没有特殊的境遇，灾难就会延续到坟墓的边缘。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不管他是否还是影响我们思考与实践的最重要人物，但他做了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把心理治疗变成一个专门的职业；这一职业的存在，为无数人远离或者缩小人生的灾难提供了可能。灾难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为救援做好了准备。

插播一条消息

今天的副刊是一篇针对曾老师以上理论的反思

亚龙就是这样一位救援者。他出生在美国底层的移民家庭，童年充满了科胡特所谓“自恋受挫”。我坚信，他选择从事心理治疗这一职业，至少有部分是为了“自救”；我之所以坚信，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在几十年的从业经历中，他帮助了很多人，这本书记录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有人称心理治疗师为“修正上帝笔误”的人，其实不是，应该改为“修正父母笔误”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人生狭小三角形舞台由父母决定的那个点和那两条边无限地向远处延伸。扩大了的人生舞台，一定会是更加自由也更加幸福的舞台。

无数次地想这样的问题：世间如此多的苦难，人生如此多的悲哀，是不是人性的必然结果，是不是因为人性本身有太多的不美好？如果是，那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要从改造人性入手？无数次地迷糊与清醒之后，我现在觉得，人性本身是不需要被改造的，需要被改造的，应该是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而我们适应人性的方式，必须建立在对人性的理解之上。

从大自然造人到现在，时间还太短了点，以至于我们还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从过去的一个世纪看，经过了数次浩劫般的灾难和跨越式的科技进步之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增加了不少。照这个速度下去，迟早有一天，在我们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更多的人会知道怎么让自己好好活着，也知道怎么让他人活得更好。

ღ

对人性的研究，有史以来有两个基本方向。一是生物学方向，即研究人体（后来主要是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弗洛伊德曾经花很多时间研究低等动物的神经系统，博士毕业之后才转向研究人类的心理世界。所以他的内驱力理论，充满了生物学的味道，跟后继者相比，他更像是一个生物学家，而不像是一个心理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在现代心理学家排行榜上无名，也算是理所应当了。至少部分生物学方向的研究者相信，充分了解了人的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就等于了解了人的精神世界，也就可以对心理障碍者提供有效的帮助，但这是不对的。就像你告诉一个人胃溃疡的形成机理和解剖特点，并不会使他的胃溃疡好转一样。人的精神世界有它独特的机制，这些机制在很多地方是超越生物学结构的，单纯的生物学研究，不足以增加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一位香港心理学家不无自豪地对大陆记者说：“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在大脑里找到科学的蛛丝马迹。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对待，所有的心理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还说：“内地很多做心理咨询的人，都是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还是讲弗洛伊德、讲性，这已经是很落后的模式。”这真的是多重的误解。以为找到大脑里对应的蛛丝马迹，就可以解决所有心理问题——这更像是一位药物治疗师或者神经外科医生说的话；而从传承来说，现在大陆的心理治疗师受客体关系理论的影响要比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大的多；落后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位心理学家的言论充满了生物还原论的色彩，这叫不叫落后？生物还原论试图把有机体还原成无机物、把生命还原成无生命的元素，这种倾向，本质上是反生命的。我们应该用生命解释生命，这才是永不落后的先进。

我个人一个近乎偏执的看法是，无论你把人的大脑研究到什么程度，你都无法医治因爱恨情仇导致的心灵的创伤。现代科学是不配谈心理学的，因为现代科学太落后，“科学的”统计结果（见人民卫生出版社《精神病学》第四版）是，现在90%的精神障碍，都找不到大脑里病理改变的“蛛丝马迹”。也许科学永远不配谈心理，因为心理有它自己的、科学永远都无法企及的疆界。爱情可以被科学地研究吗？有谁愿意在自己因失恋而痛苦的时候，被另一个人“科学地”对待和处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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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性的另一个方向，是坚守心理学的人文传统。也就是抛开生物学基础，研究人在关系中的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心理学。遗憾的是，我们偏离这一传统已经很远很久了。中国大陆数以亿计的自然科学基金，只有很少一部分直接用于解决每个个体的现实生存困境的方面。可喜的是，国内一些大学的教授们已经看出了这一痼疾，并且开始作出使心理学回归人文领域的努力了。

广义的心理学人文方向，应该包括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既可以是呈现人的心灵的方式，也可以是心理学直接研究的对象。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不洞悉人性的情形下，可以成为某一个艺术门类的大师。亚龙的一系列书籍，都坚定地呈现了心理学的人文传统。在他的文字里，我们看不到所谓科学的冷冰冰的术语，看到的全是用生活语言描述的生命的真实。

有人估计，在这个星球上，五万年之内，大约有五十亿人活过了然后死去了，还有五十亿人现在正在活着。不管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还是将要死的，都有活得好的与活得不好的。在生与死之间，每个个体的任务，也许就是学习怎么好好活着；当然，这句话更恰当的说法亚龙也已经说过：学习怎么好好死去。

亚龙这个人，是我们学习活着的好样本。他的底层的出身，使他没有出生豪门的“污点”。在近80年的丰富人生中，他阅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由于职业的原因，也卷入到了许多人内心与生活的深幽之处。读他站在人生智慧与心态的顶峰写下的文字，那个狭小的三角形舞台大约会变得宽敞和亮堂一些吧？

看心理医生，是现代社会“有问题、找专家”这一生活理念的具体化。专家并不是什么都懂的人，也不是永远都正确的人。专家的意思应该是，他比普通人懂得多一点点，原因很简单：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特定的事上。多的这一点点，对多数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我们需要的，当然并不是知道大脑病变的蛛丝马迹的专家，而是能够理解我们的爱与恨、悲与喜的专家；当我们走进心理治疗室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亚龙，而不是坎德尔，尽管后者因为研究大脑获得了2000年的医学诺贝尔奖，尽管他年轻的时候也曾对精神分析着迷。

一个月前，本书的责任编辑王素琴发来了亚龙写给中国读者的一段话，让我翻译。这段话现在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用简短的语言强调了他的书的主题是关于人类共同面对的命运的，所以这些主题可以跨越文化的鸿沟，中国的读者也能够理解。我读完这段文字后笑了，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他如此强调这些内容，其实是在感觉层面（而不是理智层面）怀疑，那个曾经是那么遥远的国度的人们，是否也理解他的文字与内心？

这就是人性之一：理智和感受的分离。不过，大师亚龙的这一不自觉的“破绽”，不仅没有让我们觉得不好，反而让他离我们更近了，近得犹如邻居家总在慈祥地微笑着的幸福的老头。

曾奇峰 2008年2月22日 黄山

收录于《幻想即现实》